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

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在即，筆者從稅務、社福兩大領域拋磚引玉，望社會各界，尤其是學界、商界和各專業界別，可以為本港長遠發展及眼前困局建言。在稅務更動方面，最新鮮的話題，是對於烈酒稅的減免。在本港零售總額增長乏力下，相關舉措自然是為了刺激餐飲、酒吧、零售業復甦，亦希望間接地支撐本地投資，尤其是商業投資市道。

須知道，比起其他國際金融中心，本港餐飲、酒吧所佔的總體投資、固定投資及營運金額一直較高。筆者當然支持在市道低迷的當下，以減稅刺激消費與投資，進而擴張經濟體量、加速資金流轉，最終讓社會各界、尤其是中低技術勞工及其家人受惠。然而，由於烈酒稅也是稅務的一種，任何涉及稅務增減的措施，都必須從整個稅務，乃至財政體系的角度作考慮。畢竟，稅務調整並不只關係到公共財政收入，同時也決定着社會各界利益的公平性。

在多年前，特區政府大幅減免紅酒稅，當時筆者就表示，相關舉措純粹從擴張以本港為銷售地或中轉地的紅酒貿易為標的，卻未有全面審視紅酒消費的階層屬性，或許改善了「寡」的問題，卻惡化了「不均」。同理，筆者早前在檢視醫衞局提倡大幅加煙稅時，亦指出該政策未考慮到低收入老煙民的適應性問題。

以紅酒稅、煙稅的增減為鑑，減免烈酒稅之原意可取，須按部就班，不宜一刀切或一步到位。其次，與烈酒稅相關的其他稅項，如低酒精度飲品的稅項，亦宜一併考慮。

為民眾健康着想，所有發達國家、內地省市的酒類稅額，俱屬與酒精濃度相掛鈎的累進稅，即稅額隨酒精度數上升而增加，反之亦然。如特區政府忽略了這一點，讓啤酒稅比烈酒稅更高，那便等於用稅務優惠，鼓勵市民吸收酒精，這恐怕絕非特區政府的初衷。事實上，世衞組織所提供的指引，也是酒稅須隨酒精度上升而增加。因應市況下調烈酒稅無可厚非，卻不宜因此而讓高、低酒精濃度的飲品出現稅額倒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