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說，清末光緒時期的維新變法，是這個封建王朝最後一次自我改革，浴火重生的機會。而康有為、梁啟超師徒，對推動維新變法，有首發倡導之功。不過，維新變法的思想，早已見於洋務運動時期的一些思想家，康梁師徒只是洋務思想跟變法思想的一個承傳關係而已。

自英法聯軍後直迄甲午之戰這一時期，中國士大夫對於西方事物的興趣與維新的意願逐漸增加。一些中興名臣，如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鴻章、沈葆楨等，都在模仿西方之科技，以求中國之富強。但亦有一些思想家和學者，在此洋務運動之時期，提出要科技與政制兼重的理想。

首先，強調「變法」的洋務運動領導者李鴻章認為，這「大變局」中，應以「自強」和「求富」為原則，所以就要辦洋務。而洋務的主旨，就是「外須和戎，內須變法」，並學人家的長處，可惜未能達成。梁啟超批評他「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，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。」 (《論李鴻章》)

郭嵩燾和薛福成則因有外交經驗，較了解外情。郭對於洋務，主張國家建設鐵路、電報。鐵路可到之處，可澄清吏治、有利經濟。西方國家之強，「本」乃在人心風俗，其「末」才是從事工商業求利。因此證明制度人事之重要，此亦是中國需要變法維新來學的。

倡發展教育 貫徹「中體西用論」

薛其後出使，亦頗贊同郭之議論，屬意於英法之議院、學堂、監獄、醫院、街道之建設，認為當時的大清需要在司法、教育、社會建設和衞生福利等作出檢討。他更讚賞西方君主立憲制度，證明更比康梁所倡導的為先。

張之洞更言「經國以自強為本，自強以儲才為先。」所以他除了辦洋務、主外交、建軍事、理經濟之外，還致力於發展教育學術，以培養人才，更望其能貫徹其「中體西用論」。

其實，在此時期之思想家中，具維新變法之思想的，當以馮桂芬、鄭觀應、王韜等為代表。馮桂芬在他的《校邠廬抗議》中，先言明他「惟理是循」的治學處事態度，還指出中西之差別在乎「人無棄才不如夷，地無遺利不如夷，君民不隔不如夷，名實必符不如夷。」因此他提出很多改革計劃，如翻譯西書、製洋器、籌國用，更重要的是廢科舉及改革官吏的選拔制度。

馮桂芬的理論，對當時洋務運動的主理大臣影響很大，不但李鴻章很多時採用他的意見，張之洞的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之說，也是源於他的議論。所以，《校邠廬抗議》一文，更指出他的成功，主要在於深能體會和把握儒家綜合創造的原則，即是他能破除中西之見，平等學理呢。

至於王韜，他精於外文，經常與西方傳教士聯絡溝通，從事翻譯，所以他是中西融合的提倡者。他對自強新政的建議，可分四個方面：

一、富強思想—言重商理財以興利，練兵以令國強；

二、治中馭外—變法自強以安內，修海防水師以攘外，還要扶商、辦印刷；

三、洋務主張—設學館、辦西學，明西方之政體，以求中國之政治改革；

四、博古通今—中外交流，讓中國士人多了解西方之國政民情。

吏治腐敗 思想保守是失敗原因

很可惜，當時很多士人還很保守，而且洋務工作辦得腐敗散漫，官吏之貪婪，更令人痛心，造成失敗收場。唯各學者的思想主張，已有維新變法的雛形了。

●任平生（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多年深耕於教育工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