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被譽為美食之都，無論你認同與否，這一稱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食物的種類繁多，幾乎可以找到來自世界各國的美食。這些外來食品中，包括一些香港標誌性的食品，源頭都來自外國，尤其是以前的殖民者英國和其他歐美等地，例如港式奶茶、菠蘿包、蛋撻、西多士、港式羅宋湯、焗豬扒飯等，而前三項更被列入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香港特有的茶餐廳有着「土洋結合」的餐單，也被一些人稱為香港的「樣板」。這些外來的食品，或者更精確地說，這些受到外國啟發的食品，與香港很多的事物和制度一樣，是通過過渡和接受的翻譯過程而產生的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翻譯與吃食物可視為一種類比analogy，即是說，翻譯要消化原文作為養分，有如引進外來食物一樣， 很多時候需要、用途和慾望都是關鍵性的考慮。

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和翻譯家福澤諭吉 （1835-1901）就曾經批評當時的譯者未能消化原文，把原文的文字吐棄；又說他自己會把原文好像食物一樣消化掉，吸收之後成為他的身體一部分。

1934年魯迅（1881—1936）提出「拿來主義」，他強調選擇和挪用：「他佔有，挑選。看見魚翅，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『平民化』，只要有養料，也和朋友們像蘿蔔白菜一樣的吃掉…… 總之， 我們要拿來。我們要或使用，或存放，或毀滅。」 魯迅也曾翻譯過不少外國作品，深明吸收外國文化對強化中國的重要。

…最直接談到吃與翻譯的類比關係的是巴西詩人、翻譯家坎波斯兄弟（Haroldo de Campos(1929-2003)以及Augusto de Campos (1931- ?)兩人在1980年代提出了食人主義的翻譯理論。在他們看來，食人行為並非如西方人理解的殘忍和野蠻，而是尊重，因為土著們只會食用強壯者、尊敬的人和能與上帝溝通者，通過血肉的交換以汲取德行、精神和力量。

翻譯也是如此，是一種注力和吸收營養的行為，既保證了原文的再生，也促進譯文社會的文化發展。這一行為可以被解讀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再利用。就像翻譯過程中的譯者，他們需要理解和消化原文的內容，並將其轉化為符合自身文化的表達，外來文化的元素被重新詮釋，並融入到本土文化之中。食人族以西班牙傳教士為食品，將他們視為營養的來源。這個故事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，但它卻生動地體現了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。傳教士帶來了外來的信仰和價值觀，而原住民則將這些外來的元素「消化」並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。

這種「食用」外來文化的行為，恰如翻譯過程中對原文的理解與再創造。翻譯者在這個過程中，就像是將原文這道「外來食物」轉化為適合當地口味的「新燒好的食物」。

善用本地材料 燒好外國菜

翻譯與食物的類比關係並非偶然， 二者具有相同和共通之處。我們可以用香港的蛋撻為例。蛋撻的前身（原文）是英國的撻tart，（也有人說是葡萄牙的葡撻 pastel de nata）。材料（語言）方面，英國用牛油，餡料是肉豆蔻；香港則用豬油，餡料是雞蛋漿，都是本地的材料。翻譯者就是廚師。製成品（譯文）就變成香港人喜歡的蛋撻。

譯文這道「新燒好的食物」，不僅保留了原文的核心內容，還融入了本地的元素，使其更加符合當地人的口味。這樣的翻譯不僅是語言（材料）的轉換，更是文化的再創造。在這個過程中，譯者（廚師）的角色至關重要，他們需要在忠實於原文和適應目標語言社會（食用者）之間找到平衡。 

不僅是語言轉換 更是文化橋樑

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，食物與翻譯之間有着深刻的聯繫。食物不僅是生存的必要，更是文化認同和情感交流的媒介。翻譯同樣如此，它不僅是語言的轉換，更是文化的橋樑。如果外來食物與翻譯的類比成立，那麼翻譯的真實性是否如傳統的翻譯理論那樣堅持，還是原文經過消化和改造，翻譯可以像外來食物的傳入一樣，可享有更高的自由度？

●方梓勳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及外語學院教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