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汪榮寶藏盧梭《懺悔錄》，很多書頁書口未裁開；趙蘿蕤藏瓦萊里《雜俎五集》，正文從第二頁起即未裁，其所藏巴爾扎克的《貝姨》也只裁到第33頁。」在《西書東藏：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》中，作者劉錚循着中國現代37位著名學者、作家、文化人的西文書藏書線索，一步步稽考追索，窺其心曲，發現原來名家也與我們普通人一樣，樂於購書，卻已囤不讀。「很多文化人會在日記中記述買了什麼書，可他們究竟讀了嗎？通過對藏書的『實物考察』，得以還原閱讀實態。」劉錚表示，作為特別熱愛讀書的人，他很享受這種「偵探」身份，探求一本書在一個人的生命中，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、有沒有留下印記？

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《西書東藏：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》，記述了37位著名學者、作家、文化人曾經讀過、收藏過的西文書。作者選取的人物，均是在1912年至1949年間，有過重要經歷的知識分子。「打撈」一個人散佚久矣的藏書，恰似揭開了其精神世界的幕布一角。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圖：上海文藝出版社提供

劉錚形容自己是「書癡」，對書的物理形態很癡迷，買書、藏書多年後，慢慢轉到非常小的領域，即中國近現代以來名人、名作家、知名學者、翻譯家曾經收藏過的書，本書中提及的名家藏書，則是其藏品中的一小部分。

愛書者的「私心」

本書的寫作緣由，在於此選題尚未有人深度涉足。「中國對藏書研究比較久，但多集中於線裝書，關於西文藏書，還沒有完全起步。晚清以來，中國人開始了解西學，一個很重要的途徑便是讀書。當時的士子以及民國時期的學者，他們讀的是什麼書？怎麼利用這些書？這些問題都沒有清晰的圖景展示出來。中國近些年，閱讀史的研究雖已在啟動，但能夠利用的材料是知識分子的自述或書信、日記，或是後人的一些回憶，基本集中於文字材料。」

不同於前述日記、書信等從「紙面」到「紙面」的研究，劉錚的關注點則回到了書籍本身。例如通過追溯其購買地點，會發現其中有數本藏書，都是當年名家在哈佛大學讀書時購得，相當於從一個確鑿可感的物理證據出發，探究書籍購買和閱讀歷史。

他坦言，做此研究也有讀書愛好者的「私心」。「我是特別愛讀書的人，所以有非常大的好奇心，想了解那些了不起的讀書人怎麼讀書，對這個秘密好像抱有永遠的熱情，知道一個還想知道另一個。」比如周一良的勤奮，就令劉錚大受震撼。2016年，劉錚購得周一良舊藏英文書《語言及諸語言：語言學導論》，這本書上大部分書頁以粉紅筆和黑色鉛筆畫線、批注殆滿，全書正文共436頁，完全未經畫線、批注的只有82頁，即超過八成的書頁上都有周一良的畫線、標注、批語。

「而事實上，這本書在周一良的著作中毫無痕跡，可見對他來說，可能並不是一本有特別價值的書。由此推斷，在他一生中，對多少書都下過同樣大的功夫。前輩學者治學至精勤，確實能給後來者很多激勵。」

世界名著也有「已囤不讀」

更多的時候，書籍也會自己「發聲」，「透露」主人真實的閱讀狀態。「我們假如只看紙面上的資料，近代以來，有很多文化名人會在日記裏記錄買了什麼書，比如魯迅、周作人兄弟就曾詳細羅列書賬，但是他們雖然買了這些書，可是所有買的書都讀過嗎？我也會帶着這樣的疑問看名家的藏書。」

劉錚在書中，以翻譯家趙蘿蕤為例，試着回答這個問題。二戰以前，法文書普遍採用毛邊形態，像一段讀者閱讀真實進程的「監控錄像」。雖不能下結論，一本書已裁的部分就一定讀過，但完全有把握判斷，一本書未裁的部分一定沒讀過。在趙蘿蕤的藏書中，有兩本書裁得很少。除了巴爾扎克的《貝姨》只裁到第33頁，另有一本瓦萊里的文論集《雜俎五集》，也只裁了前面一頁。

「為什麼特別提到瓦萊里，是因為趙蘿蕤自己的回憶文章裏，和別人談她的文章時曾說起，1932年秋季她考上了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，選修了溫德老師教授的法語，在溫德的課上，他們曾經讀過瓦萊里的作品。」劉錚收藏的《雜俎五集》，為趙蘿蕤於1947年所購，既在學生時代就接觸過瓦萊里，之後當她在美國邂逅瓦萊里新著時，自然會想到買來一讀。

「僅看趙蘿蕤的自述，讀者可能會冒然得出結論，認為趙蘿蕤受瓦萊里影響比較深，要不然為什麼專門提他的名字呢？但具體至瓦萊里的文論集，其實趙蘿蕤沒有讀過這本書，所以關於閱讀的真實狀態，可以通過細微的工作一點點揭開。」

對比之下，1954年，趙蘿蕤購入牛津大學出版社「世界文庫」版的精裝本小說《克蘭福鎮》，她在書前空白頁寫了「蘿蕤 一九五四、十、廿四 北京」，在價籤旁又有鉛筆寫的一行小字「五四、十一、二 完畢一遍」，說明她在十日內，就讀完了這本四百頁的英文小說。「書買來之後，有的認真讀了，有的一點沒碰，這恐怕是閱讀的常態，是在每位讀者那裏都沒什麼兩樣的。藉着趙蘿蕤的舊藏，我們知道她同樣如此，也是好的。」

在書籍湮滅前探尋故事

「我買到一本徐志摩的藏書，為康拉德隨筆集《人生與文學散論》，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讀過，也不知道這本書對他的人生有沒有影響。怎麼辦？我就遍檢《徐志摩全集》，在他文章、書札中共找到七篇涉及康拉德者，發現徐志摩對康拉德的小說非常熟悉、非常喜愛、非常佩服，不但敦促別人加以譯介，甚至自己也動過翻譯的念頭，這樣一來，他會購讀康拉德的隨筆集，也就順理成章了。」

除此以外，寫作此書，劉錚還帶着一點使命感。「當前正處在一個從實體書到電子書的革命中，如果大家對書的歷史有所洞察就會發現，從紙草到羊皮紙書，再從手抄書、到古登堡之後的印刷書，每一次物理形態的轉變過程，都會有一些書湮滅，屆時若再想要了解當事人如何進行閱讀，就會很困難。」他希望，能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人，一起做這件事，把名家藏書的故事講出來。